笔者以为，虎林市委常委对网友举报官员冒名顶替上学一事及时进行认真核查，并快速作出免职处理等一系列举措，体现了该市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尊重民意，对消极腐败现象一经发现，不护短、不姑息、一查到底、坚决惩处的态度和决心，确实值得肯定和称道。顶替者成了人民公仆，一瞒二十年，彻底做了清白的人民父母官，除了结局相反，可谓现实版的《无间道》。

　　可是笔者对此案仔细体味、斟酌再三之后，越发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郁闷和困惑。据虎林市政府相关人员介绍，东诚镇副镇长“董泗臣”，原名徐运兵，1970年4月生人，虎林市杨岗镇杨树河村人。1988年7月在虎林市杨树河中学参加中考，未达到中专录取标准，在其父徐成义的运作下，冒用同班同学董泗臣之名去牡丹江市农校上学，毕业后工作至今。遗憾的是，虎林市通报的这个结论毕竟是在网友爆料之后才被动查实的。

　　不可否认的是，徐运兵冒用同班同学董泗臣之名去上学，居然能瞒天过海、安然无恙地“修业期满”而未露出马脚，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不知当时在杨树河村供销社工作，已于五年前去世的徐运兵的父亲大人究竟有何贵人相助，而能如此手眼通天。然而更为令人错愕的是，这个早些年的“罗彩霞”，为何又能一次次躲过虎林市组织人事部门的“火眼金睛”，堂而皇之地成为人民“公仆”？假如不是网友公开爆料，如此赝品岂不是还将步步高升继续“为人民服务”？

　　其实，可以直言不讳地说，现实生活中类似徐运兵这等赝品远远不止一个，被曝光的“罗彩霞”只能算作九牛一毛，而潜伏着的“徐运兵”、“罗彩霞”们依然大有人在。虽然最终核查数据一直没有公之于众，但仅南都记者掌握的云南省2009年普通高校学历电子注册遗留数据中，就有1547名学生“查无录取信息”。河南某本科学院一次竟被清退假学生达300多人。如此遗患，怎能不给徐运兵们以可乘之机？

　　不过笔者以为，与“徐运兵”们假冒伪劣这种极其恶劣行为不分彼此者，更是数不胜数。据报道，2004年10月，中组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清查，发现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一人的文凭有问题。另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共接受社会各界近11万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其中9.9%为“问题学历”。广东省曾经鉴定潮汕地区某市送来的15名官员的学历证书，仅凭肉眼即确认其中7份是假证书，等等。

　　对于一些官员文凭造假手段，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曾这样分析认为，官员文凭造假有两种情况，一是“假的真文凭”，即文凭“注水”，没有相应的学业经历和知识含量；二是“真的假文凭”，即办假证。一般来说，大小官员由于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有条件搞到“假的真文凭”。再说，使用“假的真文凭”，不容易被识破，风险要比使用“真的假文凭”小得多。

　　笔者发现，这方面的案例可说是俯拾皆是。比如，因严重腐败而被处以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青，托人在北京大学附近买了一个法学学士文凭，于是他就开始以“北大才子”自居，甚至自诩是“法学教授”。又如，因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等罪行而被执行死刑的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在其任职期间，也曾“名正言顺”地获得“研究生”学历。但知情者都明白，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所写的论文，也是由秘书组成“写作班子”代劳的。难怪一度出现领导干部学历班的教室内，满堂都是秘书的荒唐景观。甚至在西部的一些贫困地区，亦出现“人才济济”的“可喜”局面，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甚至镇长、乡长、派出所所长，名片上大多印有“经济学硕士”、“法学硕士”等等名头。

　　出现如此乱象，愚以为绝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其中有着多重而又极为复杂的社会背景，有着一条大家心照不宣的腐败链。毫无疑问，其危害不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不但损害了高校的学术风气，助长了官员造假之风，而且也动摇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必须主动出击，有所作为，从严肃查处官员各种“假”字入手，以法律武器斩断“罗彩霞”们的后路，不给徐运兵们留有任何潜伏之机，更不要坐等网民爆料才去被动地查处那些冒名顶替者。惟有如此，建立诚信社会才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否则，让“徐运兵”们这样的赝品当人民公仆，岂不是对政府诚信的绝妙讽刺？岂不是对党旗国徽的莫大侮辱？岂不是对党纪国法的肆意践踏？